2016年2月1日，我正在中医院排队看病，突然接到农戏协会打来电话，说昝方才老师逝世了。震惊和悲痛之余，也不排队看病了，就往农戏协会办公地点奔去。
刚进门，看到赵章才和罗俊等协会老师。他们个个神情严肃，脸色凝重。我的泪一下子涌了出来。
才有五天就过年了，三四天前昝老师还那么健朗，那么忘情地工作，怎么一下子就这样了？这是无法预知的结果。
第二天，我们赶去送昝老师，参加了追悼会。文联的老师来了，文体局各馆站也派了人来，还有坝区的各村文艺队和闻讯赶来的花灯爱好者，花圈挽联摆满了路边。大家泪眼相送，直到转棺，仍有一部分人一路跟随，到达坟山。
同样的情景，也曾在2005年出现。
那年春节，年初一，农民剧作家初正龙老师去观音寺赶庙会回来，骑着三轮车来到公安局，正好公安局院子里有好几支花灯队表演节目，初老师就停了车去观看。我也正好在看，初老师看到我，我喊初老师去家里喝水，但他不去，他说：“小卓，你怕要来我家玩玩呢!孙玉梅不回来你也可以来玩呀!”我答应他一定去!因儿媳孙玉梅跟着儿子当军嫂去了，我就很少去他们家了。
年初八时我想去，但我想年初八是初老师爱人去逝的日子，我不愿去打搅他。因2000年公共频道记者来采访初老师，又到我家采访，还有蒋国定老师家。初老师接到通知叫我去帮他打扫一下房子。那天早上，我背上女儿，买了水果去到初老师家，他女儿嫁村里也回来煮着饭了，我去到他家就和他女儿一起把院子里的杂草用锄头铲除，初老师因住的房子是土房，地震了怕有危险，他就一个人在院子里搭了一个棚，用塑料薄膜搭的，棚里可支一张床，初老师就在地震棚里住，一直到他去逝!
我们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的，吃了早饭等待着记者的到来。
蒋国定老师、任保福老师陪着记者来到初老师家。初老师院子里有几颗桔子树，要拍照，初老师就把大妈叫了来与他一起拍照。初老师跟小儿子家吃住。小儿子当兵，后来，儿媳孙玉梅、孙子也去随军了。他老伴跟大儿子吃。记者们拍了州文化局赠送给农戏组的大钟。拍了初老师当初出编剧本时用蜡刻的手工机器……后又开车到我家，又去蒋国定老师家……以后的岁月中，也就没有机会再去初老师家，他老伴过一两年就过世了。初老师那天是去给老伴上坟回到家才出事的!
我因年初一答应了初老师去看他，年初九早饭后我买了红糖、面条、香蕉去二中看初老师。
如果我买好东西就去初老师家，也许会救了初老师，但我买了两份礼物，我先去二中工地看张大叔，他守工地，我因在工地打工，有一天下雨张大叔请我吃了一顿饭，过年他守工地我去看了他，再去看初老师。
去到初老师家，大门从里面关着，喊半天无人来开，只有一只小狗在大门里叫，我想初老师肯定在他女儿家，就提着东西骑车去到他女儿家。他女儿在家。他女儿说他爹和他们早上才去给她妈上坟，怕是走累了睡着了，所以大门喊不开。他女儿就与我一起来到初老师家大门外，他女儿喊了几声喊不开，就从他大哥家院墙爬进院子，去地震棚里喊。却听到她爹呀妈呀叫了起来。我在大门外，一听哭声，吓得我自行车都扶不住，摔倒在大门外。初老师女儿边哭边来开门，对我说：“我爹他快不行了!”我冲进地震棚一看，初老师穿了一件半新的红线衣，蓝的卡裤子，躺在床上，手里拿着一张写好的遗书，口里有白沫流出。我吓傻了，大哭起来，拼命去摇初老师。他眼睛也没睁，只见他眼角有泪流出。我跑到大门外，叫人帮忙打电话。他大儿子还来骂我，我生气极了，说：“初老师是我们农戏组的组长，我们是有组织的，你不拉去抢救，等我们领导来对你不客气!”他大儿子说他没有电话……还是一个中年人看到我哭着骂他儿子的样子就掏出手机。我说快打县医院的120。
后来听说帮忙打电话的人是队长。
救护车来了，急诊科的医生用担架把初老师从地震棚抬上去救护，他女儿也坐上拉走了。我哭着推着自行车，帮忙锁好大门，跌跌撞撞地骑自行车赶到医院，看到初老师洗胃。我又骑车去到蒋国定老师商店里，把他叫出来。蒋老师家正吃饭，我说初老师在抢救，叫他快点去看看。
蒋老师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吓坏了，说我是发烧了吗？说胡话!昨天初老师还来跟他玩呢，怎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？我只好流着泪无力地又回到医院，和他女儿一起看护初老师。
看我流泪走了，蒋老师觉得事情不简单，没吃完饭，打电话给曹兴瑞老师和任保福老师。他们三人来到医院。看到初老师在洗胃抢救，都惊呆了。我大概讲了事情经过，我说要是我不去张叔叔那儿，直接去初老师家，也许还能赶上。他吃什么药不知道，但起码能争取到抢救的时间，可是谁能预知未来？
经过两天的抢救，初老师还是离开了我们。
州文化部门的领导知道了，打电话来吊唁。曹老师带我们去给他开了追悼会，送了他。
孙玉梅夫妇回来了，知道是我去看初老师发现意外并去找她姐姐，又把初老师拉去抢救，对我感谢不已，可我却怎么也回不过神来，像是吓傻了一样。那一年真的很难过。
后来，到了清明节，十月招，蒋国定、任宝福、覃家祥、骆朝富等几位老师就相约去给初老师上坟。他们通知了我，我每次都放下农活跟他们去。
在后来的日子里，蒋老师、骆老师也带着遗憾离开了我们。
有一次，只有覃老师、任老师和我去给初老师上坟。那天三个人走得很慢，从坟山上回来，走在弯弯的公路上，两位老师感慨颇多。他俩突然说：“我们也快不行了，现在还有我们来给他们上坟，我们走后，谁来给我们上坟？你能来吗？小卓？”每当这时，我的心就像被刀割般疼痛难忍。我含泪安慰他们说：“两位老师别瞎想，离那一天还很远呢!你们还要写很多剧本，为农戏协会作贡献呢。还要给我们改剧本指导我们成长呢。”我扯开话题。
蒋老师也是被病魔夺去生命的。他创作演出都很到位，在艺术上独树一帜，能文能武，是农戏协会的顶梁柱。好多次我们的作品都是经他修改指点才能发表的。
那些年，他当组长，一次又一次帮助协会度过难关，一次又一次帮助协会解决问题；每一次活动，他都拿出商店的钱抵给会员们开支，有时轮到远的组员家活动，照顾到组员就召集在他家开，他掏钱请会员们吃饭。
他去世的头一天，我还去看了他。他去世后，因到大姚看病，没能赶上送他，只是在心里流泪默默祝他一路走好。
几年时间，老师们一个又一个匆匆而去，一个又一个离开了农戏协会，离开了我们。一次又一次的相逢，别离，一个又一个熟悉的身影从我们眼前消失，深感生命的珍贵和脆弱。
但做梦也没想到，昝老师会以这种方式和我们永别。
曾几何时，农戏组才有几个人，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那时组员少、作品少。还有许多人不理解农戏协会是怎样一支队伍。
大概是1994年吧，我与昝老师认识。当时我在县医院打工，已有些作品在《金沙江文艺》和《荷城文艺》上发表。也是因为任老师的推荐，才认识了《荷城文艺》的老师们。在打工之余写了一些所见所闻送去任宝福老师家，顺带送去一些小青霉素瓶子。他家要在包谷地里架电猫捉老鼠，需要用瓶子隔绝电缘。
我去时，曹老师和昝老师也在。就这样认识了，还一起骑单车回家。
没认识昝老师之前，我与农戏协会活动了几次，初老师说我有这点爱好，一定吸收我入农戏协会。但我一直不敢参加，因我对写小戏一窍不通，格式，舞台，布景等都搞不懂。
昝老师知道我喜欢文学，每次开会都通知我参加，又动员我加入农戏协会。那时很艰苦，会员很少。一两年过去了，他们劝我参加，我才写了申请，又考验了我才吸收我为正式会员。女会员只有我和孙玉梅两人。初老师小儿子媳妇孙玉梅，也是能写会唱。
在出《农民戏剧选》时，经费少，昝老师和蒋老师去医院找到我，我把他俩领去找到郑海林院长。他答应捐1000元钱给农戏组。
记得第一次到昝老师家开会，他的老母亲还在，热情招待我们，后来昝老师母亲去世了，我们也在过年、七月半等去他家坐坐。
一个个恩师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付出了多少心血呀!
有一次，因家庭矛盾，我曾想离开农戏组，昝老师、蒋老师知道后，两个人亲自去到我家看望我，想为我争口气，但我在工地打工，他们去到我家，看到只有丈夫和小孩在，就委婉地劝我丈夫支持我参加协会，支持我写作，放弃了可惜。过了好多天我才知道。当时处于腹背受敌的我，感动了许多天。
昝老师和各位老师像父母亲，不仅给我们修改小戏，小品，还经常关心每个组员的生活和生产，引导我们正确对待生活中产生的矛盾，使我们在他们的关心下，快乐成长。
为了农戏协会，昝老师做到了呕心沥血，他是在拼命挑着肩上的重担，不仅是为了大家，也为了全省独一无二的由农民业余爱好者自发组织起来的一支队伍。
“农戏协会在谁的手上垮了，或谁把农戏协会领导垮了，谁就是千古罪人!”
这铿锵有力的声音至今还响在每个会员的心中。
昝老师的离去是姚安农戏协会的损失。他给会员修改稿件，又要安排组织工作，又要汇报工作给领导，又要挡着突然降临的灾难——福利来杯演出队员突然猝死的官司……焦急、忧郁、失眠、劳累包围了他，使他年轻的生命瞬间灰飞烟灭。我们作为会员的没有关心过他，也没有与他分担一丝一毫的忧愁，反而还要麻烦他为我们修改剧本，心里内疚痛苦极了……
农戏协会创建以来，一直“以文会友”各家轮流坐庄，团结一致，不分贫富，大家以协会为一个“家”，一个月，半个月，老师们会把大家召集在某一家开会，改稿，讨论作品，各抒己见，其乐融融。青白小菜，大家吃了好舒服啊!
农民戏剧家协会的主心骨、会长、农民剧作家昝方才老师，就在我们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，被突如其来的协会“官司”压垮了，去世了，这是我们每个会员不愿看到和接受的。但逝者已矣，活着的我们，还要化悲痛为力量，在赵章才会长的领导下，继续前行，继续抒写新的篇章。
现在，协会已经日益壮大，一天比一天有名气。在此盛名之下，作为会员，千万不要忘了初老师、蒋老师、昝老师等几位会长的无私奉献和心血，没有他们的辛勤耕作，也就没有农戏协会的今天。
作为个人，我也感恩在我的生命中遇到了他们，教会了我坚强，给了我战胜一切困难的希望、勇气和信心!
（作者：卓清琼）